中华门的“火塘”熄了，他们还在怀念什么？ | 城市镜头CITYLENS 01

| 新一酱说 |

第一期，我们走进漾应。

漾应（YoungInn）创立于2016年，以火塘音乐现场空间为核心，同时包含了24小时自助书店、咖啡餐饮、文创零售等复合业态。品牌首家门店——漾应·中华门店，于2018年在南京市秦淮区膺福街20号开业，是火塘与书店两种业态的起点，也是漾应后续所有门店的“母体”。

2026年夏天，漾应中华门店闭店。但八年里长出来的东西，已经在更多城市扎了根。

这正是CITYLENS想要注视的瞬间：一个空间如何从无到有，又如何在这座城市留下自己的刻度；一个选择如何被做出，又如何被推翻或延续。

接下来的每一期，我们会走进不同的城市，关注不同形态的品牌和空间。它们可能规模不大，未必完美，但它们的生长方式，正是当下城市商业最真实的切片。

CITYLENS不提供标准答案，它只是把故事带到你面前。至于你从中看到了什么——那是城市留给每个人的回响。

2026年七夕夜，是漾应中华门店的最后一晚。

在这个关于爱的日子里，告别似乎格外不合时宜，以至于漾应创始人赵祎依曾一度以为自己会在最后时刻“绷不住”。但正如他回忆的，除了唱得比平时久了些，那一晚和过去八年里每一个唱歌的夜晚一样。天台、篝火、酒精、音乐，该忙的忙，该打鼓的打鼓，该闲聊的闲聊，该合唱的合唱。

八年前，这个天台还不是这样。

漾应的前身是一家叫做“青春里”的青年旅舍，2018年9月开业。2020年，疫情来了，房间空了。赵祎依在豆瓣上发了一篇帖子：“我提供地方，你提供才华。”一个深圳的流浪歌手看到后，来到南京。2020年5月，他开始在城墙底下唱歌，有人停下来听，有人围过来。路演从傍晚六点持续到八点，八点之后回到青旅的楼顶——天台就这样有了第一波客人。

2020年10月，赵祎依在天台的炉子里点了一把火。“漾应的火塘”就这样诞生了。

火塘出现后，漾应从民宿变成了集音乐演出、酒馆、书店、咖啡、餐饮为一体的复合空间。中华门店是这一切的起点，也是漾应所有空间里唯一一个露天场所——人声、吉他声、火苗噼啪声散进夜空里——这是大家怀念的“呼吸感”，也是中华门店关闭的原因之一——“派出所的人说，天台上面不允许唱歌了”。

当然，原因不止于此。中华门店是私人物业，邻里投诉、部门协调、租金谈判的成本逐年叠加。这也是漾应创业阶段那一批主理人店很容易遇到的真实经营场景：各种复杂纠葛的关系：与业主的、与周边居民的、与管理部门的……甚至很多时候一家店的生死，并不由经营的好坏本身决定。

2026年8月17日，漾应公众号发出一封告别信：《暂别中华门》。关店消息公布后，评论区涌入了大量留言——遗憾、不舍、难过、祝福……各类情绪的交织汇聚成回忆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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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应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中华门店的天台，没有天花板。

人站在那里，散开又聚拢。没有装饰，没有被设计过，也没有被完成过。天台没有场景，只是提供了一个位置。

后来，漾应进入上海蟠龙新天地的江南水街、杭州小河公园的废弃油罐、合肥合柴的监狱瞭望塔、莫干山庾街的文艺聚落……那些空间有屋顶、有隔音、有动线设计、有声场方案。但去过漾应其他门店的客人记住的还是那个天台——声无屏障、风无阻挡，头顶也无遮蔽。站在那里，整个人都在夜空下。

漾应的火塘 合肥合柴1972店

图片来源：漾应的火塘

赵祎依在告别信里写道：“还记得南站旁那两室一厅的小房间挤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那种轻松大家一定不是装出来的，就像回家一样的熟悉感。后面‘家’便成了漾应的第一个关键词。”

天台没有被设计成“家”，但大家在那里的松弛感接近回家。没有必须扮演的角色、没有陌生社交的压力。一个不精致、不完整、不确定的空间，反而让城市里的陌生人靠得更近。

天台是自由的起点，回到地面点一把火是它最极致的形态——无需空间，无需解释，无需被允许。只要有一块地、一把火，人就可以围坐在一起。

人们怀念的，也许不单是一个没有天花板的天台，更是一个不会被管到的时空，一个还能续上的乌托邦。

怀念的背后，是空间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化。

过去几年，主理人们成为了城市更新的核心参与者。当城市腾挪出一片尺度适宜、肌理完整的旧街区和老房子，接管它们的运营方往往会设定一些与主流商业空间的动线规划和招商逻辑很不一样的形态。业内称它们为“非标商业”——不仅是空间形态的非标，品牌也几乎都是非标的、以主理人店为主的。

漾应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把失去功能的空间重新激活，变成年轻人愿意待着的地方。这种“待着”本身，就是一种消费形态的转变：不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空间里找到归属感。

漾应目前已走出南京，在上海、杭州、合肥、长沙、武汉、苏州、无锡等近十座城市落地。杭州小河公园的废弃油罐、长沙油脂厂的百年油罐、合肥合柴的监狱瞭望塔、无锡运河汇的老厂房，都是城市废旧和闲置空间被重新激活的案例——这些“壳”里装进了新的内容，也印证了城市商业空间正在从“消费场所”转变为“可停留场所”的趋势。

杭州小河公园店开在一个废弃油罐里。小河公园前身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建立的第一座油库——中石化小河油库，也是杭州第五批历史文化保护建筑之一。在相关部门的努力下，这片地方也成为了杭州城市更新的前沿地。赵祎依看重这里，“既有工业遗存，也有文化温度，和品牌理念十分契合”。

漾应的火塘 杭州小河公园店

图片来源：漾应的火塘

漾应的选址没有标准模板。天台是漾应最特殊的一个空间，但不是唯一的一个。漾应上海仲盛世界商城店开在莘庄的社区商业体里。它不像油罐或瞭望塔那样自带戏剧感，但人来人往的社区日常本身，就是它的场域。在闹中取静中，城市的声音在外部流动，火塘的音乐在内部停驻。

赵祎依始终认为，真正让人惦念的地方，不是在初见时便被记住的，而是在往后的许多个时刻里，人们一点一点熟悉它。所以这一次，漾应想把火塘，开进日常里。从地标到社区，漾应的选址在变，但逻辑没变——它挑选的是空间本身的可能。

漾应走过了这些空间，但天台的自由感，无法复制。火塘的天台让身体先于意识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从未让被一时困住的年轻人想过，有一个地方能如此自由且热烈。漾应的八年，也是南京这座城市对待新业态的一个切片。赵祎依说，未来他们会在南京再找一个地方，重新开一家中华门店——即使新店不在中华门，也会沿用这个名字。这，是一种延续。

02

氛围才是产品，其他都是载体

中华门店的天台是火塘最早亮起来的地方。楼下，还有一间很小的书店，这也是漾应的第一家书店。

火塘和书店共享同一套逻辑：不设低消，不区别对待消费和不消费的人。赵祎依在访谈中提到，员工会主动告诉开车来的顾客，酒可以退。在漾应，消费不是进入的条件，消费可以不发生。

杭州小河公园的漾应，小书店在火塘入口处。赵祎依最初没有设立等位区的打算。后来人流量超出预期，等位的客人没地方待，书店自然地接上了这个功能——翻书声替代了手机提示音，等待在这里不是空隙，而是一段完整的时间。书可以带进火塘区域，酒也可以端进书店。两种业态之间没有物理隔断，共用同一套规则。

赵祎依说：“书店不追求盈利，它是品牌的精神标尺。只要书店不变形，漾应就不会跑偏。”所以书店一直开着，开在杭州的油罐里，开在合肥的瞭望塔下，开在所有漾应的空间里。它接纳每一个人，不设门槛，不问来处。有人走进来翻几页书，有人坐一整夜，有人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故事。书店24小时营业，无人值守，自助扫码购书，允许免费阅读，不强制消费。顾客之间自发整理、互相提醒。

有人把小书店当作八年的精神支柱。一位父亲联系到赵祎依说，儿子从小学到高中，几乎天天去书店。撸猫、遛狗、看书，一待一下午。搬家之后还是常去。后来听说中华门的书店要关了，儿子不信。确认之后，他骑车去旧址看了一眼。父亲说，那间书店对小学生的他，作用不亚于一位心理医生。赵祎依说后面还会再开书店，等高考完，如果在南京，就在他学校旁边开一家；如果去其他城市，就在那座城市开一家。

漾应的氛围由两部分构成。一种是经营层面的——不设低消，不催单，不问消费与否。这种氛围是漾应的经营底线，“一旦开始算‘这个人今天消费了多少’，氛围就变了。”赵祎依说。另一种是情感层面的——24小时亮着灯的书店，没有消费门槛的火塘，一个可以待着不需要解释的地方。这两种氛围共同构成了漾应的不可替代性：它在商业上不设门槛，在情感上不问来处。

氛围才是产品，其他都是载体。人们怀念，这两种氛围叠在一起的样子——一个不需要消费也能待着、不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在这里的空间。

这种氛围并非凭空存在。漾应的商业逻辑并不复杂。火塘是入口——免费的音乐让人走进来，酒水和餐饮让人留下来。书店是唯一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业态，24小时亮着灯，不锁门，不设店员，也不要求消费，是一种品牌理念层面的支撑。咖啡和酒类业态则是时间的延伸，让漾应从“晚上才能来的地方”变成了“全天可以待着的地方”。

和传统连锁品牌的扩张不同，漾应没有选择直营或者加盟，而是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合伙人孵化模式。年轻人自己发起项目，漾应提供空间设计和品牌调性的把控。只要合法、不引起顾客反感，合伙人可以自主做决定。漾应内部没有KPI考核，经营压力由赵祎依一人承担。咖啡是这样诞生的，酒馆是这样诞生的，生活美学品牌也是这样诞生的。“漾应做出来的任何一个东西，从做出来的那一刻起，就不属于漾应了。”赵祎依说，“它属于大家。”

新的业态还在这个复合空间里持续叠加，比如漾应的色与掬豆。漾应的色是漾应旗下以植物染为核心的生活美学品牌，把非遗手工艺转化为可以被日常使用的产品。掬豆则是漾应生态里的餐饮品牌，主做云贵川菜。它的主理人张佰明，2017年在老门东开了这家店。后来漾应也进入到这片街区，赵祎依把掬豆叫作“漾应的员工食堂”。如今，在小西湖，掬豆和一间很小的书店开在了一起。掬豆用食物连接人和土地，火塘用音乐连接人和人，它们各自生长，也彼此照应。

03

漾应属于大家

漾应从诞生起就不属于赵祎依一个人。南站那两室一厅的小房间挤进陌生人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大家的了。后来天台上的火塘、楼下的书店、那些深夜不锁门的夜晚——它们是容器，装的是使用者的故事；那些在这里重新拿起吉他、重新开始生活的人，是这座桥的走向者。容器和桥，都属于使用它们的人。

漾应是一个容器，装着每个人自己的故事。

有人装进去的是逝去的感情：

“我和她的故事也永远留在了回不去的中华门店。”

“那时候和最喜欢的人一起听了最喜欢的歌手的歌，最甜的吻也留在了中华门。”

有人装进去的是流走的青春：

“怀念呀，我们的青春呀。”

“希望有机会还能看见小书店里大家一起撰写的青春。”

有人装进去的是重来的勇气：

“考研三战失败，来到这里，看到大家都在努力生活，我好像又有勇气了。”

……

火塘、天台、书店，都是背景。

赵祎依在告别信里写道：“如果以后要写一本书，我就写《桥》。”他在给刘鉴的音乐修桥，给杨超的咖啡修桥，给张老板的豆花饭修桥。“路还是得他们自己走。”

容器是桥的另一种形态。桥让人可以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而容器让人可以在移动之前，先把东西放下。

火塘出现之后，陆续有人从顾客变成合伙人。“很多合伙人最初都是我们的顾客。”赵祎依说，“大家因为对音乐的热爱来到这里，成为火塘的员工。漾应本身是年轻人的空间，要年轻人去创造，所以一定要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消费需求、思维逻辑。”

刘鉴第一次走进漾应火塘的时候22岁，一待就是四年。漾应给了他一个自由的舞台——没有规矩，没有限制，没有告诉他应该怎么唱、唱什么。“我的小理想，就在这个小地方生根发芽了。”他在这里组了乐队，继续写歌，继续唱下去。问他漾应带来了什么，他说：“朋友吧。玩乐队嘛，合适的朋友在一起玩是重要的。”中华门店关掉的时候，他说：“我后半段的青春也结束了。”

对于歌手来说，桥的一端是没有舞台的日子，另一端是可以唱歌的夜晚。而对于赵祎依来说，中华门店的关闭，也只是这座桥换了一个桥头——桥本身还在，路还在走，那些被它连接过的人，也都还在。

在这里，有人怀念爱情，有人怀念青春，有人怀念那个背着梦想的自己。他们真正怀念的，不是一家店，而是那家店曾经承载过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那段感情、那段时光、那个还没放弃的自己。

| 主理人答 |

文/倪佳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