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在哪座城市定居？

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相信每个人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都会考虑一连串因素，例如工作机会、生活成本、舒适程度以及和自己家乡的距离等等。

城市研究学者理查德·佛洛里达曾在《你属哪座城？》中针对这个问题给出过一个答案：资金总是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人才总是流向最有机会的地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总是愿意去往北上广深这些超级大城市，因为那里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大公司，以及更多的机会。

但一线城市里的大城市病又时常压得人喘不过气。物价攀升、房价高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这些问题与我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似乎离得有些远。

如果，有一个机会越来越多，但生活更为舒适的城市出现，你会考虑搬到那里去工作生活吗？

4月25日，《第一财经周刊》重新对中国城市做了分级排名，在3年前提出“新一线”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对新一线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作了深入分析——大公司不仅要去新一线，而且要把那里当做一线城市经营。同时，一些正在中国城市扩张的创新公司，也正在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把令人兴奋的年轻人带回新一线城市。

通过互联网平台上的用户活跃度数据，我们也发现新一线城市正在聚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但互联网数据暂时还无法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自哪里，又为什么选择生活在这些城市，以及希望在新一线城市获得怎样的未来。

因此，我们围绕新一线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话题做了一次更具体的问卷调查——离开北上广深，你最想去哪里上班？

最终有3915位公司人参与了这次调查。其中2033位目前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公司人中，有28.68%的人在近5年内打算搬到非一线城市居住，而在另1882位生活在非一线城市的公司人中，67.06%的人近期会留在现在的城市，或者换一个非一线城市居住。

在所有近期考虑在非一线城市生活的公司人中，成都以22.42%的得票率，成为非一线城市中人们最想去的一座城市。这与依照城市商业魅力对中国城市分级排名的结果一致——成都是新一线城市中排名第一的城市，在“城市人活跃度”和“生活方式多样性”这两项集中表现年轻人意志的指标上的得分甚至接近一线城市。

这或许与人们心目中对成都这座城市一贯的好感不无关系。在此之前，成都在我们评选的“最适合年轻人的旅游城市排行榜”中已经位列第一。这意味着，人们对成都的美食美景、悠闲的生活方式以及便利的基础设施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当要在北上广深之外的新一线城市选择其一时，成都的人气并不令人意外。

但更重要的是，成都也确实正在变得更有机会。“随着这几年一线城市人工成本的增长，使得一些国际知名企业将研发中心、共享服务中心等大型支持及运营中心由一线城市迁移到西部。再加上成都当地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产业的发展，也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吸纳能力。”科锐国际副总裁曾诚告诉《第一财经周刊》。2001年，她从成都开始猎头生涯，去了上海和北京后，依然会负责管辖成都市场的业务，同时对各区域人才市场特点也有深入了解。

在她看来，成都的宜居程度也对人才充满了吸引力——房价和生活成本比一线城市低得多，气候不冷不热，开车一小时就能享受青城山、都江堰等自然景观，此外满足购物娱乐需求的大型购物中心及国际奢侈品、快时尚、餐饮连锁品牌纷纷进驻成都。“这些因素对于人才而言，都会成为他们愿意选择在这个城市工作的原因。”她说。

在成都人郭庆的周围，很多讲究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朋友在谈到离开北上广深时，首选的目标就是成都。

郭庆是2014年回到成都的，之前他在北京的创业公司打拼了好几年，后来去周游了世界。2013年，郭庆小小地出了下名，因为他入选了一个由一家美国公司公开招募志愿者的太空计划。不过到了2013年年底活动结束，他还是没上太空。再后来，他就回了成都筹备自己的创业项目。出于对Uber这家创业公司的好感，他试着参加了Uber的面试，并最终通过，成为了Uber成都的运营经理。那时Uber成都公司刚成立两个月，郭庆是第五位员工。

在目前成都Uber 20多人的团队里，有一半以上的人来自成都——当然其中也不乏郭庆这样之前一直在外地打拼的。还有一半来自成都以外的城市，他们在成都工作生活，就像在北京打拼着的“北漂”一样。

“蓉漂”这个词开始流行起来。

吴为和她的丈夫就算是标准的“蓉漂”。今年元旦，她和在壳牌工作、被外派到成都的丈夫一起搬到了成都。

吴为是武汉人，她丈夫来自昆明，在整个西南地区范围里，她对成都最有好感。和很多人一样，这种好感的建立主要来自到成都旅游的经历——东西好吃、基础设施便利、生活特别舒适。来到成都生活后，也确实不负她所望。就拿交通举例，过去在北京，她每天早上7点半就要赶班车去亦庄上班，基本要堵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公司。现在她每天8点出门花半个小时坐地铁通勤，每天能节省两个小时。“北京的朋友们住在各地，大家出来聚一次先要花一个上午乘车。但在这边，因为交通便捷，大家下班后可以有两三场活动。”她说，这种变化让她忍不住觉得，在成都时间好像都变慢了。

生活成本也大大降低。拿租房来说，在北京时，他们在东四环到东五环之间租了间98平方米的房子，每月6500元，而且他们刚一搬走就涨到了7000元。现在在成都，他们住在了离她工作的天府软件园不远的地铁1号线高新地铁站附近。这个位置在成都不算特别中心，但也不偏，房子的面积有120平方米，每月的租金只要4500元。

吴为2011年年底毕业于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获得金融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就来到了北京，先是在普华永道财务交易咨询部门任咨询顾问，负责企业并购估值，后来加入通用电气医疗集团，负责亚太区全球备件回收业务财务管理及业务支持。

吴为的工作目标一直锁定在外企，当她来到成都准备开始找工作时，她看到了博世成都财务共享中心开放了一个负责内控风险管理与流程改进项目的职位，不管是职业方向还是企业形式都和自己契合，“就特别开心地投了简历。”现在，吴为已经在博世成都工作了半年。

成都目前有271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其中202家是外资企业，这些外企大多在成都设立的是研发中心、生产中心、共享中心或是代表处。这种设置和成都丰富的高校技术人才储备以及在中西部地区巨大的辐射力不无关系。

相对来说，在一些为开拓成都市场而建立的项目工作，机会可能更好一些。郭庆加入成都Uber时，这个硅谷的创业公司刚在成都落地两个月。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成都用户的使用数据超越纽约，在全球350多个运营城市中排名第一。

郭庆并不否认自己带来的影响力，“在北京工作过后回成都，竞争意识会更强。”同时，他也惊讶于成都人愿意接受新事物、尝试新东西的开放性，“离一线城市也不会差很远。”不论对于创业者，还是初到这个城市的生意人来说，这样的城市性格都意味着商机。

来自香港的九龙仓中国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侯迅对这种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熟悉。2014年1月，九龙仓的商业地产项目IFS国际金融中心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地段开幕，很快成为成都人都知道的商场——对，就是那个有一只巨大的熊猫趴在外墙上的商场。

侯迅2012年第一次因IFS的项目来到成都时，她最惊讶的是这座城市的时髦度，“原来这里那么年轻，那么敢穿、敢搭配，并不像印象中内陆城市的感觉。”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另一个吸引她的地方在于当地职能部门官员所拥有的商业思维。“他们想推进这个城市的发展，尤其经济的发展。他们会去国外考察，会跟很多开发商、投资者密切沟通和交流。他们非常愿意学习新的东西，去学习怎么把这个城市建设好。”她说，“我们来的那一年成都就举办了财富全球论坛，还到国外去宣传，可以感受到他们想要发展、推动这个城市的国际化。”

在成都IFS到来前，本地的零售业态主要以百货为主，靠折扣返点来吸引消费者。这个项目的到来，让成都人迅速地接受了一种注重环境、体验、服务的新消费方式。成都IFS带来的还有4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其中近90个是首次进驻成都或西南地区的。“现在成都是全国奢侈品销售的第三城。有些品牌的店铺销售已经超越了上海和北京。对于品牌来说，成都为它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内陆城市的大门。”侯迅说，这与成都在西部地区的辐射力不无关系，在成都IFS的顾客中，不乏从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前来消费的。

4小时的火车车程就能覆盖3亿至4亿人群的市场，对任何想要在商业上有所发展的公司来说，这都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机会。

今年5月22日，成都IFS凭借在设计与开发领域的突出表现，获得了国际购物中心协会（ICSC）颁发的“2016年VIVA设计与开发大奖”，成为中国首个获此奖项的商业地产项目。而在九龙仓成都分公司，运营这样一个国内备受瞩目的商业地产项目的，多数都是川籍员工，其中还有一些人是从一线城市回到成都来工作的。在侯迅看来，这些员工所做的工作与在北上广深的商业地产公司并没有差别，但相对来说成都的生活又更舒适，对人才来说是足够有吸引力的。

但有了这些专属于成都的项目还远远不够。

被誉为“创新理论鼻祖”的哈佛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说：“决定经济增长的是创新和企业家，而非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成都更需要的是鼓励创业，扶植起成都本地的大公司。

2月14日，成都市颁布了一项叫作《关于深入实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加快打造西部人才核心聚集区的若干政策》的人才吸引计划，共有十条，简称“成都人才新政十条”，旨在吸引技术型人才创业，并将其列为重中之重。

“创业是激活经济活跃度的一个细胞。”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丁小斌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对“成都人才新政十条”的制定提供了许多建议。成都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口号：引进一个人才，带来一个团队；通过办起一个企业，兴起一个产业。

不过，一座城市让人变得愿意去工作、生活，是需要经营的。成都在吸引人才的做法上很接近于运作一家公司。

首先，它有一笔庞大的资金投入。“成都人才新政十条”中，排在第一条的是“设立总额不少于20亿元的人才发展专项基金”。这笔钱将全部用在引进海内外高层次领军型人才和顶尖创新团队上。国际顶尖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和地方高级人才可以分别拿到300万元、200万元和120万元的资金资助以及当地政府的配套资助。

然后成都又设计了一系列吸纳人才的产品。例如今年5月14日，成都在深圳香格里拉酒店举行了一场名为“创业天府深圳行”的人才招聘活动。这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成都市重点企业引进技术研发领军人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等“高精尖缺”人才和顶尖团队。

据成都市委组织部人才处副处长黄庆介绍，这是成都众多人才招募活动的其中之一。整个成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分为了城市行、高校行和海外行三个部分，每个“行”的侧重点都各不相同。5月14日深圳就是一次城市行，由政府搭台，帮助企业招募有工作经验的专业人才。高校行更侧重于吸纳大学的技术资源，包括吸引大学生来成都创业、鼓励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以及聘请学者教授加入城市智库。海外行更重宣传，主要在一些海外国家宣传成都的创新创业环境以及优厚的政策。

另一个产品是即将在6月24日至26日举行的“2016中国·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下简称“创交会”）。丁小斌说，这个交易会和其他科博会、高交会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技术还有资本和人才的交易。交易会从去年开始举办，“现场吸引了150余家投资机构、2686项路演交易项目，最终109项达成交易、交易总金额53.2亿元。今年和去年不一样的是，不仅有涵盖涉及中美、中欧、中加、中韩四项国际性活动，还将与中科院、工程院联合举办‘世界未来科技论坛’；此外我们今年突出了交易，包括股权投资交易、技术成果交易和人才交易，”丁小斌说，“本身在创新创业中，人就是最活跃的因素。去年办了第一届之后，我们发现大家在这方面的需求特别旺盛。”

今年，成都还做了一个全球高端人才搜索定位系统，用大数据昼夜不停地抓取海内外的高端人才信息，建立了一个超过20万的人才库，以便更精准地找到人才。“比如要找一个高分子材料的专家，我们会先搜索哪个地区在这方面最强，然后看看其中有没有中国人——因为他更有可能回国。找到以后我们就会通过邮件或是电话的方式与这些人才对接。”黄庆说，这套系统验收之后今年就会上线。

在吸引人才的策略上，成都更侧重于吸引散落在各地的川籍人才。智联招聘是成都市创业天府行动计划深圳行的合作方之一。“我们并不是把深圳的人都覆盖了”，智联招聘首席人力资源专家郝健说。在活动前，除了在各大媒体上登广告吸引主动求职者，他们还重点筛选了人才库中过去户口在成都但现在在深圳工作的成都人，并向他们发出了邀请。

在吸引创业人才上，也是这样的策略。“其他城市的人想到成都来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侧重点更多的是招川籍的，”成都天府软件园总经理何蕾说。“因为他们回来的可能性最大，回来后也会相对稳定。”

天府软件园是四川省内唯一的科技部、工信部、人社部、团中央都认定的创业孵化园区。创业场现有孵化场地3.5万平方米，截至目前，创业场累计入驻项目888个，现孵化团队264家，已孵化团队624家。软件园每年都会通过“天府人才行动”，在全国开展上百场各类人才活动。这些活动已经协助园区内的企业招聘到了约4000余人。软件园刚刚成立时，整个园区总共有8000多人，其中非川籍的员工占到了60%以上。现在，整个园区里的人数超过了5万，同时川籍的比例上升到了60%至70%。

7年前，也正好是运动社交平台咕咚的CEO申波决定离开诺基亚成都分公司，入驻天府软件园创业的时候。他出生于四川广安，是软件园里一名典型的川籍创业者。他曾就读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去上海从事通讯行业，积累了外企的工作经验。

刚开始创业并入驻园区时，天府软件园为申波的团队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所、类似天使投资的创业扶持基金和政策指导。他觉得，在成都创业有几个优势：首先是成本相对较低，其次是人才储备丰富——成都有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

还有就是一种成都式的创业氛围。“成都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做产品和技术的地方。因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浮躁，你可以精心打磨自己的产品和技术。”申波说。

申波注意到的高校资源也是成都市政府特别看重的一块。据丁小斌介绍，成都目前有56所高校，在校学生超过75万人，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25万人，整个成都的专业技术人才有将近185万人。另外，成都的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技术中心有627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128个，社会化研发机构超过750多家。鼓励高校里的年轻人、大学老师和企业高管创业也是他们近年来人才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为此，成都还特地颁布了7大类、50条相关政策来支持他们创业。“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学校科研成果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黄庆说，一些高校老师的科研成果和技术专利在评完职称之后就束之高阁，这在他们看来实在有些浪费。6月2日，成都还发布了《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蓉转移转化若干政策措施》，实施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

为了营造出高校创业的范围，他们还着手在高校周围建创业街，比如把四川大学周边的餐饮场馆都改建成提供创业金融、培训方面的服务点。

除了经费和产品，成都的相关部门还特别愿意强调他们在服务上的便利性。比如在人才聚集区建立“新型人才工作站”，提供“一站式”代办服务。“以前办企业要到处跑，盖100多个章。现在一站式就能解决了。创业是一件赶时间的事，要抓紧时间保证技术不被别人赶超。”丁小斌说。

另外，成都还建了一个名叫“科创通”的O2O平台。这个平台上聚集了550家可以为科创企业提供资产代理、法律诉讼、检验检测和培训等1700多项服务的中介机构。“比如一款新的生物医药产品要做红外或核磁的检测，一般企业都不知道去哪里做。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企业只要登录网站，就能知道这些服务哪里能找到。”丁小斌说。

为了解决风投照顾不到、银行融资又对创业公司不够开放的问题，成都市科技局还开发了一个叫“科创贷”的产品，让创业企业可以通过知识产权、专利债权、股权甚至信用来增加融资。

最近几年，不少新一线城市都在开展各类吸引招募优秀人才回流的工作。武汉从2012年起已启动“楚才回家”项目，杭州每年都会举办由政府部门牵头的大型人力资源博览会。几乎每个城市在吸引人才的同时都会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不过在曾诚看来，最重要的不仅仅是人才是否会回去，“重点在于回去之后，如何把他留下来，让他能在当地安家、扎根。背后的这些辅助配套工作非常重要。”在“成都人才新政十条”中，就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政策，比如帮助引进的高端人才配偶及子女落户，提供住房或发放购置、租赁补贴，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定期开展专家疗养等。

在成都创业5年的优客逸家创始人刘翔此前也曾向成都的相关部门提议，除了现有在涉及创业者核心利益的税收、办公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最好能直接让满足条件的创业者办理落户。这个建议后来也被纳入到成都人才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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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领英 注：毕业生相关数据根据领英平台内所有用户的教育背景信息统计 

年轻人选择留下来或搬去一座新的城市的理由有很多。在郝健看来，成本、环境、机会是影响年轻人去哪座城市最重要的3个因素。

申波对此深有体会。他之所以决定离开上海，就是因为房价太贵了。“我趁着一次出差回成都公司招人的时候，顺便在成都买了房。就在那时我看到成都发展得也相当不错，很多大公司都设立了分公司。”申波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

申波眼中的成都充满了机会。因为从事的是互联网行业，总部在地理位置上的要求相比外企要小得多。

申波认为，互联网公司只要做出一个好产品就可以了。而成都在他眼里，刚好是一个“很适合做产品和技术的地方”。他觉得成都有点像西雅图，既是一个IT人才比较聚合的城市，民营商业也很发达。从这个角度来看，成都的创业环境很不错。而咕咚这样的创业公司壮大之后，确实有一些人才被吸引回成都。“很多西南地区的人如果在外面呆久了想回来，首选就是成都。这样的人才回流我们就会接收。”申波说。咕咚在5月31日拿到了5000万美元的C轮融资。

成都的城市管理者也愿意对外推广自己的城市，吸引人们来到这里——就好像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市场推广部门一样。在鼓励创新创业上，丁小斌和他的团队会经常在报纸、电视上面向公众讲创新故事，宣传创新的企业和产品。

舒适的生活也是城市名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的号召力往往更直接。在5月14日的深圳人才招募活动上，主办方打出的口号也是具有成都特色的“安逸得很”“巴适得板”，在拿出创业项目和职位吸引人才的同时，也不忘了提一句，“成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旅游组织授予的世界美食之都和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已连续四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首位。”

而对于曾与这座城市发生过联系的人来说，成都还是一个会令人产生浓重乡愁情结的城市，这种乡愁会带来很强的城市黏性。

郭庆就在离开成都后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你在离开四川之前，根本不知道它的吸引力有多大。我在周游世界的那两年里，曾经走着走着就特别想吃火锅，后来回成都，第一天就立马吃了一顿火锅。”他说。

2006年，在成都长大，去清华大学读书，后来到英国爱丁堡留学的狄丹奇因为乡愁回到了成都，“这一年，我突然觉得成都对我的召唤特别强烈。”

在回国之前，她已经在英国成了家，丈夫Anthony Lewis在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做飞机引擎相关的机械工程工作，管理的团队超过100人。考虑到独生子女狄丹奇可能更需要回到家乡陪伴父母，他也辞了工作和狄丹奇一起来了成都。申请中国签证的时候，只有37岁的Lewis直接在工作情况那一栏写了“退休”。

刚回到成都时，狄丹奇在四川大学当了一阵子老师，并参与了宜家在成都选址的翻译工作。2009年，她和Lewis一起创办了一间叫新奇雅思的英语学校。

在这些年里，她把不少学生送出了国，也看着不少学生留学后又回到了成都。“据我不完全统计，大概有25%的学生是回来后自己创业的。”她教过的一个女生，在澳洲留学拿到了酒店管理和金融学的双学位，回来成都之后开了一个甜品公司，2年半的时间里，已经在国内有11家连锁店了。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回来？她觉得可能是因为成都人生活里的那种乐观精神，安逸、豁达、不攀比，“不论你是开宾利还是骑自行车，都是吃那一碗酸辣粉。”

在已经在成都生活了18年的美国西雅图人江喃看来，成都人并不是只图休闲，“休闲的同时也是在建设，你看，成都的发展还不是那么好？”

18年前他刚到成都时，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很接近于中国内陆地区的一座小城市。但现在，成都的城区范围已经从二环开拓到了三环之外，整个城市的商业也随着不断涌现的高楼一同崛起了。

住了18年后，江喃身上也被烙上了成都的乡愁。1998年，他来到四川大学做交换生，之后住了下来，学习语言顺便旅游。他说自己学汉语的时候，是把自己当成“小娃娃”一句一句和成都人学的，因此只会讲一口川普，说不来普通话。

2005年，江喃参加了成都本地的一个吃辣椒比赛，一口气吃了50个朝天椒，拿下了成都辣王前十名。后来又凭借说四川话的老外形象被电视台看中，开始主持成都本地的一些谈话节目和美食节目。江喃说自己上电视都是公益性质的，不赚什么钱，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成都，宣传四川话。

图 | 美国人江喃在成都住了18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还热衷推广四川文化。

虽然他至今没有决定是否要永久定居在成都，但他也承认，没有办法长时间离开成都，“走太久，就会开始想念成都火锅的味道。”现在，他和一个叫王胜的成都本地朋友在成都的二环边开了一家火锅店，起名“缘为火锅”。

4年前，第一次来到成都考察时，侯迅就觉得，这座城市就好像15年前的上海，充满了希望，一切正准备起飞，让她觉得非常有前景。

这几年，成都已经成为了整个西部的重要枢纽。当年狄丹奇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先从成都飞去了北京，又辗转飞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伦敦，最后才抵达爱丁堡。现在成都双流机场的国际航线已经可以直飞全球73个城市。

舒适的生活环境，不浮躁的创业氛围，以及一大群愿意接受新事物的消费者，成都基本集齐了吸引年轻人来到这座城市的要素。当然，要真正成为标准的一线城市，成都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比如对吴为这样想要在外企工作，寻找中高端的外企职位的公司人来说，相比于全球500强企业在成都的研发中心或共享中心，成都还需要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企业部门来成都驻扎。

当然，要扩大就业机会，还有另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发展成都本土的大型企业，产生BAT一样的人才吸引力。

在申波看来，要发展到这一步，成都必须培育出一个互联网行业的领头羊公司。“像杭州有阿里巴巴，成都也必须出这样的公司，才能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他说。

要实现这一切，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至于人们最终会选择去哪座城市，答案其实很简单——能给自己带来最好生活的那座城市。